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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拥蓝关马不前上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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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4-05-09 14:50:56

雪拥蓝关马不前的上一句是:“云横秦岭家何在?”出自唐代韩愈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意思是阴云笼罩着秦岭家乡可在何处?大雪拥塞蓝关马儿也不肯前行。

原文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注释

⑴左迁:降职,贬官,指作者被贬到潮州。蓝关:在蓝田县南。《地理志》:“京兆府蓝田县有蓝田关。”湘:韩愈的侄孙韩湘,字北渚,韩愈之侄,韩老成的长子,长庆三年(823年)进士,任大理丞。韩湘此时27岁,尚未登科第,远道赶来从韩愈南迁。

⑵一封:指一封奏章,即《论佛骨表》。朝(zhāo)奏:早晨送呈奏章。九重(chóng)天:古称天有九层,第九层最高,此指朝廷、皇帝。

⑶路八千:泛指路途遥远。八千,不是确数。

⑷“欲为”二句:想替皇帝除去有害的事,哪能因衰老就吝惜残余的生命。弊事:政治上的弊端,指迎佛骨事。肯:岂肯。衰朽(xiǔ):衰弱多病。惜残年:顾惜晚年的生命。圣明,指皇帝。

⑸秦岭:在蓝田县内东南。

⑹“雪拥”句:立马蓝关,大雪阻拦,前路艰危,心中感慨万分。拥:阻塞。蓝关:蓝田关,今在陕西省蓝田县东南。马不前: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驱马涉阴山,山高马不前。”

⑺汝(rǔ):你,指韩湘。应有意:应知道我此去凶多吉少。

⑻“好收”句:意思是自己必死于潮州,向韩湘交待后事。瘴(zhàng)江:指岭南瘴气弥漫的江流。瘴江边:指贬所潮州。

⑼潮阳:今广东潮州潮安区。

译文

早晨我把一篇谏书上奏给朝廷,晚上被贬潮州离京八千里路程。

本想替皇上除去那些有害的事,哪里考虑衰朽之身还顾惜余生!

阴云笼罩着秦岭家乡可在何处?大雪拥塞蓝关马儿也不肯前行。

我知道你远道而来该另有心意,正好在瘴江边把我的尸骨收清。

创作背景

唐元和十四年 (819年)正月,唐宪宗命宦官从凤翔府法门寺真身塔中将所谓的释迦文佛的一节指骨迎入宫廷供奉,并送往各寺庙,要官民敬香礼拜。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看到这种信佛行为,便写了一篇《谏迎佛骨表》。劝谏阻止唐宪宗,指出信佛对国家无益,而且自东汉以来信佛的皇帝都短命,结果触怒了唐宪宗,韩愈几乎被处死。经裴度等人说情,最后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责求即日上道。韩愈大半生仕宦蹉跎,五十岁才因参与平淮而擢升刑部侍郎。两年后又遭此难,情绪十分低落,满心委曲、愤慨、悲伤。潮州州治潮阳在广东东部,距离当时的京师长安有千里之遥。韩愈只身一人,仓促上路,走到蓝田关口时,他的妻儿还没有跟上来,只有他的侄孙子跟了上来,所以他写下这首诗。

赏析

前两联写“左遣”,一气贯注,浑灏流转。“贬”的原因是“奏”,“奏”的本意是为国“除弊”,可见“贬”非其罪。然而“朝奏”而“夕贬”,处罚何其迅急!一贬就贬到“八千”里以外,处罚又何其严厉!那么“九重天”虽高而不明,也就意在言外了。第三句理直气壮地声言“欲为圣明除弊事”,表明并未因受严谴而有丝毫心,其刚正不屈的风骨宛然如见。“朝奏”与“夕贬”、“九重天”与“路八千”、“圣明”与“衰朽”、“欲……除弊事”与“肯……惜残年”,强烈对比,高度概括,扩大和加深了诗的内涵。
后两联扣题目中的“至蓝关示侄孙湘”。作者远贬,严令启程,仓淬离家;而家人亦随之遣逐,随后赶来。当诗人行至蓝关时,侄孙韩湘赶到,妻子儿女,则不知尚在何处。作者在《女挐圹铭》中追述道:“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师,迫遣之。女挐年十二,病在席。既惊痛与其父诀,又舆致走道撼顿,失食饮节,死于商南层峰驿。”了解这些情况,便知“颈联纯作景语”、“境界雄阔”之类的赏析并不确当。颈联上下句各含两个子句,前面的子句写眼前景,后面的子句即景抒情。“云横秦岭”,遮天蔽日,回顾长安,不知“家何在”?“雪拥蓝关”,前路险艰,严令限期赶到贬所,怎奈“马不前”!“云横”、“雪拥”,既是实景,又不无象征意义。这一联,景阔情悲,蕴涵深广,遂成千古名句。作者原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上表言事的,如今自料此去必死,故对韩湘安排后事,以“好收吾骨”作给。在章法上,又照应第二联,故语虽悲酸,却悲中有壮,表现了“为除弊事”而“不惜残年”的坚强意志。

作者简介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