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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西宾馆事件（京城南风宾馆事件）

1、京西宾馆

京西宾馆是北京三大禁地之一，也是中国唯一一个不对外营业的宾馆。京西宾馆只有门牌号，没有任何标致性的指示，坐落在北京长安街的西边。

京西宾馆是一座典型的苏式建筑风格，属于正师级的军队事业单位，主要接待国家、军队高级领导、是中央军委、国务院举行大型重要会议的指定场所，也是会议期间军委代表和高层领导到北京的指定住所。

两会期间就算有预约的记者，也不能进入京西宾馆内部采访人大代表，京西宾馆的通讯要求尤为严格，外面的电话打进去会先由总机转机，经过层层询问确定后才能接通，京西宾馆明确规定不收任何快递，被称为最难进的宾馆。

2、玉泉山

作为北京三大禁地之一的玉泉山，被称为中国政治的后花园，这里曾经见证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还是决定中国改革方向许多文件的诞生地。

传闻，西郊玉泉山是京城中央高层人物所休养居住的地方。从南宫门经过，看见这里荷枪实弹、戒备森严的卫兵，总是让人有一种肃穆神秘、深不可测的感觉。

如今，这里已经不再是普通的风景区，由于党政高管经常出没，玉泉山的警卫是极其森严的哦。而且，玉泉山虽然作为燕京八景之一，但不对外开放。

3、中南海

中南海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政治生活的心脏，它位于故宫的西侧，占地面积有100公顷，是中海和南海的合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中枢，也象征着中国最高行政权力。

新中国成立后，中南海就成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所在地，也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者的居住地和办公场，很多历史上重要的会议都是在中南海召开的。这里不是一般人可以进入的，也是让世人倍感神秘的地方。

北京三大禁地 能进去的都不是一般人！

北京我们中国的首都，拥有3千多年历史文化的城市，有很多名胜古迹，像故宫、长城、圆明园等，但有一些普通人无法进入的“北京三大禁地”，在北京除了那些我们深知的旅游景点外，这三个禁地与它们不同，它们在历史和现代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下面我们要介绍的就是北京的三个禁地。

北京三大禁地： 京西宾馆、玉泉山、中南海

1、京西宾馆

京西宾馆是北京三大禁地之一，也是中国唯一一个不对外营业的宾馆。京西宾馆只有门牌号，没有任何标致性的指示，坐落在北京长安街的西边，是一座典型的苏式建筑风格，属于正师级的军队事业单位，主要接待国家、军队高级领导、是中央军委、国务院举行大型重要会议的指定场所，也是会议期间军委代表和高层领导到北京的指定住所。两会期间就算有预约的记者，也不能进入京西宾馆内部采访人大代表，京西宾馆的通讯要求尤为严格，外面的电话打进去会先由总机转机，经过层层询问确定后才能接通，京西宾馆明确规定不收任何快递，被称为最难进的宾馆。

2、玉泉山

作为北京三大禁地之一的玉泉山，被称为中国政治的后花园，这里曾经见证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还是决定中国改革方向许多文件的诞生地。

传闻，西郊玉泉山是京城中央高层人物所休养居住的地方。从南宫门(玉泉山静明园共有六个门，正门俗称南宫门，大门以东有东宫门、小南门和小东门，以西有西宫门，西北有夹墙门)经过，看见这里荷枪实弹、戒备森严的卫兵，总是让人有一种肃穆神秘、深不可测的感觉。

如今，这里已经不在是普通的风景区，由于党政高管经常出没，玉泉山的警卫是极其森严的哦。而且，玉泉山虽然作为燕京八景之一，但不对外开放。

3、中南海

中南海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政治生活的心脏，它位于故宫的西侧，占地面积有100公顷，是中海和南海的合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中枢，也象征着中国最高行政权力。新中国成立后，中南海就成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所在地，也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者的居住地和办公场，很多历史上重要的会议都是在中南海召开的。这里不是一般人可以进入的，也是让世人倍感神秘的地方。

1937年行刑前，许世友要带枪见毛泽东，主席：枪膛里还可以上子弹

1937年，许世友被关进抗大总校的窑洞。

在最需要安慰的时刻，他托人给妻子雷明珍捎信。几天后，他却收到了一封诀别书：“咱俩一刀两断，我坚决要求离婚！请看后签字。”

许世友如五雷轰顶。他一口气签了两份文件，一份是离婚协议，一份是死刑执行书。

他对执法人员说：“我打了上千场恶仗，就没指望能活着回来。现在要死了，没别的要求，我就想见毛主席一面。”

1905年，各地民不聊生。在河南、湖北交界的大别山地区，一个男婴呱呱坠地。

但遗憾的是，他排行老七，家里穷得没饭吃。不到9岁，就被送去了少林寺当杂役。少林寺的方丈，见他热血豪情，身材魁梧，教他练了8年武术。

许世友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功夫。

他会蹿墙、越脊、飞檐走壁；3米多高的围墙，轻跑几步一跃而上；9间9檩的千佛大殿，抓住椽头能在空中翻3个筋斗。

功夫人是有血性的，总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 共产党的部队一路政治宣传，当听到“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许世友再也待不住了，挥泪作别寺庙的方丈。

在部队许世友绝对是勇猛无畏。他最初是敢死队的队长，曾7次负伤，每次都是自己用指头把伤口里的子弹抠出来，缺医少药就糊点南瓜瓤了事。

但，就是这位出自少林的开国将军，1937年要携部下“拖枪出逃”。

这事要从1935年说起。

当时 ，张国焘自恃红四方面军人多枪多，闹分裂，提出“第二中央”的说法，随后率红四方面军南下。

但后来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张国焘野心破产。 三大红军的成功会师， 奠定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

1937年 3月，红军上下皆因西路军沉痛不已，引发了对张国焘的大规模批判。许世友当时是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作为张国焘的旧部，被派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这场批判运动， 抗大有点用力过猛，把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捆在一起批判，整得红四方面军的学员抬不起头。

许世友本就是行伍出身，憋了一肚子气。 一来，他是张国焘一手提拔的老部下，许为人忠诚、耿直，他当时最服的还是张国焘；二来，许世友觉得，他们红四方面军是打了不少硬仗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他敢想就敢说。

但其他学员们立马联想到了牺牲的西路军将士，纷纷指责许世友 是张国焘在抗大的代言人， 有的甚至拔出了枪。

见此场面，红四方面军副军长刘世模悲愤交加，对准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重伤住进医院。

许世友气得心血潮涌，捂住胸口，嘴里喷出一股老血，住进了医院。醒后他 大骂：“ 老子不干了，老子去学梁山好汉，落草为寇！ ”

刚烈火爆的许世友，这下成了众矢之的。

有人说，他是托洛茨基，有人说他是土匪，还有的说他反中央。但许世友没文化，听不懂，把 “托洛斯基”听成了“兔子吃鸡”，他扯着嗓门开骂：“去你们的兔子吃鸡，老子不懂，尽放狗屁！”

在医院里，许世友和四方面军的干部们抱怨： 多年来出生入死，身上打了七八个洞，没有功劳，反而有过， 与其不明不白地被整，不如出去打游击！

他和30多个战友决定打回四川，重建根据地，并 约定4月4日晚十点整在茅厕门口碰头 。

其实，当时许世友及其下属并不了解内情。

毛主席听了任弼时等人关于开会讨论的汇报，对“张国焘事件”的性质进行了准确定位，及时纠正 扩大化倾向 ：“ 只批张国焘的错误观点，不能批四方面军的干部，更不能批战士。 ”

原红四方面军政委王建安原打算和许世友一起出逃，关键时刻幡然醒悟：不能将党内矛盾变成原则性错误。

他改变了主意，将此事 报告给了抗大党总支委员谢富治。谢富治赶紧将此事报告给校党总支部书记邓富连，邓富连随即找到校政治处主任莫文骅。

很快，一连串的人都知道了，校长林彪马上向毛主席进行了报告。不久，林彪召集刘亚楼、傅钟、邓富连、谢富治等人，传达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 立即将策划事变的主要成员逮捕。

4月3日，许世友看到执行任务的战士瞬间就明白了，立马转身鱼跃，脚一蹬矮墙就飞上了房顶，战士们根本不得靠近。但在房顶上呆了一会后，他又觉得有损颜面，飞身下房，旋被五花大绑。

毛主席很快弄清楚了案件的来龙去脉，他并没有真心怪罪许世友。

一方面，西路军一路打下来艰辛异常，许世友被张国焘蒙蔽了，看不清革命形势；

一方面，许世友打仗勇猛无敌，毛主席惜才。

一天早上，天还没亮，主席就赶去抗大的窑洞看望许世友，想和他开诚布公地聊聊。

结果刚进窑洞，许世友想到自己军队也没了，当年一见钟情的妻子也断绝了关系，他情绪异常激动，冲上去就要掌掴毛主席。

主席退后两步，身边的警卫员及时制止住了许世友。毛主席见他情绪激动，没有坚持谈下去，说了好些安慰许世友的话，并关照康生不要难为他。

但康生等人还是阳奉阴违地起草了有关许世友反党、反毛主席的言行录及处理意见，并在公文上盖上钢印，造成既成事实。

一天上午，康生来到许世友关押处，对他说：“ 这是正式文件，你签字吧。 ”

许世友刚签过离婚协议书，看到死刑执行书时，不禁悲从中来。

他仰天叹了一口气，大笔一挥，签了字：“ 杀头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许世友打了上千次仗，压根就没指望能活着回来。要我死，我没别的要求，临行前我想和毛主席见一面，当面与他理论理论。 ”

见康生的态度不明朗，许世友怒了：“ 这话不报告毛主席，休想拿走判决书！ ”

康生没办法，只得通知了毛主席。毛泽东听说后，立刻让人转告康生：“ 快去叫许世友，我要见他。 ”

许世友也是个粗中有细的人，他想探知主席的真实想法，于是“得寸进尺”：“ 既然主席给我面子，我很领情，我许世友乃军人出身，能否让我带枪去见毛主席？ ”

这话一出口，警卫人员立马面面相觑——许世友还真野，还真敢提。他们简单商量了下，决不能同意他的无理要求，不可能让他带枪。

但这话还是传到了毛泽东耳朵里，他对康生说：“ 请你立即转告许世友，可以带枪来。再加一条，还允许子弹上膛，你们怕死，我们可不怕死！ ”

康生只得令警卫战士取来许世友的驳壳枪和子弹，交给他。

许世友接过驳壳枪，感受到了毛主席的真诚和光明磊落，他心里很感动。但看到一旁康生深不可测的眼神，许世友还是把子弹推进了枪膛。

许世友乘一座吉普车到达了瓦窑堡村头。

下车后，他发现警卫们如临大敌，在毛泽东办公室外荷枪实弹排成两行，气氛剑拔弩张。

原来，负责中央首长安全的罗瑞卿压力很大，为了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的安全，他决定在主席的办公室内外加强警戒，以防不测。

但许世友心里很不是滋味，感觉还是被当成了异类和土匪。他摸着腰间的驳壳枪，在两排哨兵的监督下向毛主席办公室走去，一副混不吝的模样。

走进办公室，他发现毛泽东早已端坐在办公桌前，点燃了一支烟，正静静等待着许世友。

刚走进，毛泽东就站了起来，说了一句让他铭记终身的话：“ 世友同志，你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够辛苦的了！我对你表示敬意！ ”

听到毛主席的声音，许世友心如潮涌，进屋就扑通一声跪地上了。

他双手将驳壳枪高举过头顶：“ 主席，他们缴我的枪我不给，我把枪交给你！这枪凝聚着我对革命的忠贞，一千多个蒋军和土豪成了这枪下之鬼，我丝毫没有谋杀你之心 ！”许世友放声大哭，把心中的委屈都发泄了出来。

毛泽东接着说：“ 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宝贝，不是他张国焘的干部。张国焘是张国焘，你许世友是许世友，怎么会是一个人呢。 ”讲完他就把枪还给了许世友。

听完这番热乎乎的话，许世友这个刚强的硬汉子心里暖极了。“ 主席，以前我有许多地方对中央不满，认为中央在报复我们四方面军，其实不是这回事。我在思想上犯了严重的错误。 ”

他双手接过心爱的手枪，向毛泽东发誓：“ 我许世友为穷人打天下，今后党指到哪里，我就打到哪里。 ”

1978年9月，许世友在纪念毛泽东逝世两周年的文章中写道：

这起事件当时被定性为“许世友反革命集团”案件，罪名极其严重。 但毛主席非常宽大，他向党中央提出了一个建议，许世友等人都有革命功绩， 每人身上均负有四次以上的伤，争取 宽大处理。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指示，许世友被判了有期徒刑一年半，剥夺其公民权两年。按照主席的安排，他仍回抗大学习，“半工半读”，兼任校务部副部长。

几乎是一夜之间，毛主席就和许世友之间的心理距离拉近了。 他得了一员猛将，而许世友找到了一位 旷世明主。

虽然许世友的文化低，但毛泽东对他有明显的偏爱。1964年他视察大寨时曾不无自豪地说：

而许世友认定毛主席后，他的忠诚也无人可比。

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亲自点将，让许世友转战山东。

中间，他们有11年不见。但 不管他走到哪里，总能收到毛主席的问候和亲自草拟的电文。

许世友在胶东卖力拼杀，面对鬼子的“武士刀”也毫无惧色。一次，他率部径直冲入敌阵，日军眼见大势已去，但一个鬼子军官不甘心，拔出佩刀跟他“单挑”。结果，许世友单手提刀只一回合，那个军官便去见了天皇。

毛泽东夸奖他：“打红了胶东半边天，了不起，了不起！”

平度之战听说许世友负了伤，主席亲自派人从陕北去看望，并给他带了 一份特殊的礼物——两瓶陕北名酒和一包“碧螺春”名茶。

许世友不无感慨地说：“还是主席了解我，信任我！”他曾多次梦见和主席一起交谈、聊天，梦见过同毛主席握手的情景。

解放后 ，毛泽东让许世友镇守在东南沿海一线，君臣分据南北，彼此呼应，可见许世友在毛泽东战略布局中的重要。

特殊时期 ，许世友北上进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特别保护，住进了中南海。他在中南海一连住了40多天，每天下棋杀得不亦乐乎。这是毛主席第二次出手救他。正像他常说的：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许世友。 ”

1971年8月 ，毛主席离开北京到南方巡视，同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共商大计。

许世友一心盼着保卫主席，和他再次相见。9月10日，毛泽东专列突然改变行程，来到上海。专列停靠后，毛泽东什么人也不接见，指令迅速把许世友叫到身边。专列上，毛主席问他：“ 中央如果有人搞政变，你怎么办? ”

“ 带兵北伐！ ”许世友毫不犹豫，回答格外坚定有力。

此时，许世友开始为毛泽东的安全和 健康 忧虑。当他得知毛主席的专列要在南京稍作停留时，立即通知南京，对主席专列停靠的车站进行特殊安保，确保万无一失。

当毛主席的专列启动离开上海，许世友立马乘上军区战备值班飞机飞往南京。下了飞机就急忙取出渔网、穿上草鞋，去鱼塘里为主席打鱼。

原来，他知道毛主席爱吃“虎口鲫鱼”，他提着装鱼的水桶赶到车站，恰好专列即将启动。许世友赶紧提桶上车，见到主席，大咧咧地说：“我给你打了几条小鱼，望多保重啊!”毛主席凝望着许世友，感动地笑了。

1976年5月以后毛泽东重病缠身，此后便鲜少露面了。许世友虽然身为政治局委员，可他一直人在外地，并不知内情。

得知主席的去世，他第一时间赶到北京，进到灵堂，直扑灵前，向毛主席遗体深鞠三躬。许世友一生只跪过两个人，跪毛主席，跪母亲。对许世友来说，跪毛主席是忠，跪母亲是孝。

9月18日，毛泽东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开完追悼会后，许世友回到京西宾馆的住处，坐在房里一天也不说一句话。当时陈再道将军曾来看他，女儿许华山转告时，发现父亲屋里的窗帘都是拉上的，他一个人坐着低头沉思，轻声说：“请陈司令下午再来吧，我现在心情不好。”

陈再道走后，许世友对女儿说：“ 毛主席走了，我心里难过极了，这个老人对我最好了…… ”

综合许世友的一生，他在长达20多年的革命中，南征北战，战功卓著，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都建立了不可磨灭的 历史 功勋。

是毛主席独具慧眼，知人善任，多次挽救党于水深火热之中，帮身边的战友和同志解除思想包袱，让他们及时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

对于性格暴烈的许世友，毛泽东非但没有求全责备，还对他极为理解、宽大。他曾说过：“一个人，才有长有短，性情习惯有恶点亦有善点，不可执一而弃其一。”

毛主席常说，特别是对那些犯错的人，不能只看到他的错，而要使他知错大为。这才成就了许世友，也让许世友成为了毛主席忠诚的拥护者和追随者。

向伟人和许世友将军致敬！

中苏珍宝岛冲突是什么回事？

——珍宝岛事件是指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在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发生的严重的边境武装冲突事件。

珍宝岛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它同附近的卡脖子岛和七里沁岛都在中苏边境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的中国一侧，历来主权属于中国。自60年代以后，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两国边防军在珍宝岛地区不断发生摩擦，并不断升级。1969年3月2日，苏联边防军70余人，装甲车两辆，卡车和指挥车各一辆，侵入珍宝岛，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多人；我国守岛巡逻队被迫自卫反击，激战一小时，打击了入侵者。3月4日后，苏联边防军和飞机再次入侵珍宝岛。3月15日，苏联出动步兵200余人，坦克20余辆，装甲车30余辆，在飞机掩护下，连续向我国守岛军民发起三次攻击；我国守岛指战员、民兵和群众紧密配合，艰苦奋战9小时，打退了苏军的进攻。3月17日，苏联出动步兵百余人，坦克3辆，又一次登岛疯狂向我国进攻；我国边防战士奋起自卫，以猛烈的炮火予以反击。中国外交部三次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这一边境武装冲突事件，一度使中苏两国走到战争的边缘。随后，在新疆铁列克钦地区，中苏两国发生了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此后，苏联军方一度制订了对中国实施核攻击的计划。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加重了中国共产党内关于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左”的估计。准备打大仗，全面备战成为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在首都机场，同从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后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进行了坦率的谈话。10月20日，中苏边境谈判在北京举行后，中苏边境冲突开始和缓。

珍宝岛位于七里沁岛上游，距饶河镇45km，乘船约两小时行程，因岛屿形状酷似元宝而得名，南北长2000m，东西宽500m，距西岸200m，距俄岸300m，面积约0.74km2，岛上长年驻有中国官兵，修建有营房，珍宝岛大门，还有珍宝岛历史事件的见证：“英雄树”，是一处名传中外的战争遗址。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

珍宝岛位于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面积0.74平方公里，历来为中国领土，当地居民祖祖辈辈在这里从事生产活动，中国边防军也一直在这一地区执行巡逻任务。自六十年代初期后，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中苏边界开始多事。六十年代中期后，苏联不断对中国实施军事压力和威胁，在中苏边界上挑起事端，从1964年10月至1969年2月，苏联军队在中苏边境地区挑起各种边境事件达4180余起。1967年后，苏联边防军开始入侵中国领土珍宝岛，阻挠中国边防部队巡逻队上岛巡逻，多次制造流血事件，打死打伤中国边防部队巡逻官兵多人，抓捕中国渔民。对于苏军的挑衅行径，中国边防部队严格执行中国政府、中央军委的指示，采取了极大的克制忍让，但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的严正抗议和警告置若罔闻，苏联边防军的挑衅行为毫无收敛。

1969年3月2日8时，中国边防部队派出巡逻分队登岛执行巡逻任务。苏军发现后，立即出动70多人，分乘2辆装甲车、1辆军用卡车和1辆指挥车，从苏联境内分路向珍宝岛急进，接近珍宝岛后，列开战斗队形向中国边防巡逻分队进逼，并以一部兵力向中国边防巡逻分队的一个小组侧后穿插。入侵苏军不顾中国边防巡逻分队向其发出的警告，突然开枪射击，打死打伤中国边防巡逻人员6人。中国边防巡逻分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中国边防巡逻第二小组听到枪声后，在班长周登国的指挥下，给侧后的入侵苏军以沉重打击。随后，中国边防巡逻分队发起反击，但遭到丛林中苏军的猛烈射击。中国边防战士于庆阳猛然跃起，向丛林苏军射击，吸引火力。苏军火力向他射击，击中他的头部，他倒下后不久，顽强地站起，端起冲锋枪继续向苏军冲击，直至英勇牺牲。副连长陈绍光指挥一个班迂回到丛林中苏军侧后，但一股苏军又从他的侧后冲来，两面机枪夹击他们。陈绍光一面指挥分队英勇还击，一面奋勇向苏军一个机枪火力点冲去。这时他身受重伤，仍然坚持移动到有利位置，打掉了这个火力点后，倒在了血泊中。经1个多小时激战，中国边防部队击退了入侵珍宝岛的苏联边防军。

3月15日凌晨，苏军边防军60余人在6辆装甲车的掩护下，从珍宝岛北端侵入。中国边防部队某部营长冷鹏飞奉命带领一个加强排登岛，与入侵苏军形成对峙。8时许，苏军发起攻击，冷营长沉着指挥，坚守有利地形，指挥部分兵力分割苏军，经一个小时激战，打退了苏军的进攻。

9时46分，苏联边防军在炮火掩护下，出动6辆坦克5辆装甲车向珍宝岛接近，从南北两侧发起攻击，并以密集火力封锁江叉，拦阻中国边防部队登岛支援。坚守在2号阵地上的无坐力炮班长杨林，占领有利地形阻击苏军，待苏军坦克驶近到只有10余米远时，他接连投出5枚手雷，打乱苏军队形，使其一辆坦克闯入雷区被炸坏。杨林带两个炮班机动射击，他连续击中3辆装甲车，但他也不幸被苏军坦克炮火击中壮烈牺牲。

13时35分，苏军边防军纵深炮火猛烈袭击中国防御阵地，正面达10公里，纵深约7公里。炮击2小时后，苏军100余人在10辆坦克和14辆装甲车掩护下，发起第三次进攻。守岛的中国边防部队分割其步兵与装甲、坦克联系与苏军近战，减弱其火力。火箭筒手华玉杰越打越勇，在零下30多度冰天雪地里，甩掉棉衣和绒衣，先后击毁击伤苏军4辆装甲车。经50多分种激战，胜利地粉碎了苏联边防军的第三次进攻。

这一天，苏军先后出动50余辆坦克、装甲车和100多名步兵，运用直升飞机和纵深炮火掩护，并炮击中国境内纵深地区。中国边防部队同入侵苏军共激战9个多小时，顶住了苏联边防军的6次炮火急袭，击退了苏联边防军的3次进攻，胜利地保卫了珍宝岛。

17日，苏联边防军又出动步兵70多人，向岛上敷设地雷，企图阻止中国边防部队登岛并拖回被中国边防部队击坏滞留在江叉的一辆T－62型坦克。中国边防部队以炮火将其击退，被炸坏的苏军坦克被中国边防军缴获，成为苏联侵略中国领土的铁证。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国边防部队在严寒条件下，面对苏军的先进坦克、装甲战车，毫不畏惧，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采取灵活的战术，用鲜血和生命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作战中，人民群众积极支前，保证了反击作战的胜利。为了表彰黑龙江边防部队的英雄事迹，中央军委于7月30日发布命令，授予孙玉国、杜永春、华玉杰、周登国、冷鹏飞、孙征民、杨林、陈绍光、王庆荣、于庆阳等10名官兵以“战斗英雄”称号，给边防部队侦察连、一连和公安边防站等10个单位各记一等功一次。

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是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高潮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之间的一系列武装军事对抗之一。几乎导致了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之间的战争。

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失败后，尤其是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事件）并提出“有限主权论”，中国认为这是对一个国家主权极其严重的挑战，今天是捷克，明天就有可能是中国。

中苏决裂之后，从1967年到1969年初双方在该岛上的巡逻队流血冲突不断。

1968年底乌苏里江封冰后，珍宝岛成为中苏冲突的焦点，苏联边防军一再武装登岛，拦截上岛的中国边防巡逻队，殴伤中国边防巡逻人员，甚至还开枪挑衅。1969年初，中方决定自卫反击。3月2日，中苏在珍宝岛发生了第一次武装冲突。面对上岛拦截中国边防巡逻队的苏军的武力干涉，已在珍宝岛中国一侧岸上隐蔽待命的中国精干小分队，奉命投入战斗。战斗进行了三十多分钟，双方各伤亡数十人，残余苏军退出了珍宝岛。当时的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回忆说：“这次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确实是经过中央批准，早有准备的。”当时正准备开中共九大，大军区首长均已来到北京，因此，中央军委专门在京西宾馆开设了一个房间，架设了专线，由他负责直接与前线联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负责掌握国际方面的情报，随时向周恩来汇报，并由周恩来下最后决心。为了最初的战斗，我们准备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从三个军抽调了三个侦察连，一个连二三百人，由有作战经验的参谋人员带队，进行了专门的训练和配备，打得干脆利落。

1969年3月2日和3月15日，中苏双方的边防部队在乌苏里江上的一个岛上（中国一方称之为珍宝岛，苏联称之为达曼斯基岛），发生武装冲突。苏军动用了坦克、装甲车、飞机和当时的“秘密武器”——冰雹火箭炮。解放军使用了反坦克炮、无后座力炮、40火箭筒等轻武器和岸上的纵深炮火。苏联伊曼边防总队队长列昂诺夫上校阵亡，苏军的一辆T－62型坦克被击坏并被中国边防部队拖回运往北京展览。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布的数字为：苏联方面亡58人，伤94人。中国方面公布的数字为：中国边防部队亡29人，伤62人，失踪1人。

这次战斗中方称为“珍宝岛保卫战”。战斗之后中苏双方都在江岸集结大量军队。

中国于1969年5月24日发表声明：中苏边界问题演变到今天的地步，不是中国方面的责任。但是，中国仍然准备通过和平谈判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反对诉诸武力。 苏联于1969年6月13日发表声明称：沙皇专制虽然崩溃了，但俄罗斯国家的边界不应该毁灭，沙皇从未同中国签订过任何不平等条约。

在边境冲突上，中苏边境地区的武装冲突从东段扩大到西段。同年8月13日，中苏在西部边界铁列克提地区再次发生武装冲突。苏军出动直升机掩护坦克装甲部队，在炮火支援下袭击在铁列克提地区巡逻的中国边防军巡逻分队。中国边防军几十人（一说38人，一说78人）被围全部阵亡。

1969年9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参加越南主席胡志明的葬礼后路过北京，与周恩来等会晤。之后局势得到缓解。主要原因在于苏联认定中国有核反击能力，并且双方都愿意防止大规模军事冲突。

根据此次会谈时所达成的谅解，1969年10月20日，中苏两国外交部副部长级的边界谈判正式举行，谈判未取得任何进展。苏联向中苏边界增兵。中国开展“深挖洞、广积粮”的全国性战备运动。

2005年4月27日，全国人大批准《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2005年2月20日，俄罗斯国家杜马表决批准该协议。根据该协议，珍宝岛是中国的领土。

今天看来，珍宝岛事件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中苏已临战争边缘，两国关系无以挽回的标志；同时，它又为中美关系的恢复提供了契机。中国一贯的反美立场迅速发生了改变，而美国对此也作出积极回应，中美迅速开始接近和对话。对此，当时许多人很不理解，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甚至批评中国右倾，毛泽东不管那一套，还理直气壮地说：“我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你能把我怎么样？”

有人知道朱九思得故事没？ 高分

朱九思

男，江苏扬州人，1916年生。我国著名教育家，日本国立广岛大学名誉博士。1936年入武汉大学学习，1937年12月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执教，1953年--1984年任原华中工学院副院长、院长、院长兼党委书记等职，为华中科技大学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特别重大的贡献，其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985年至今从事高等教育学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现任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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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后，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爆被免职内幕17年后，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爆被免职内幕

发信站: BBS 珞珈山水站 (Fri Nov 11 10:28:03 2005)

刘道玉是武汉大学的蔡元培，是198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开

创了武大继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十七年前刘道玉因为改革激进，

得罪了保守势力，被突然免职，并几乎被封杀。武大辉煌不再，刘道玉成了武大学子挥之

不去的心结。从此，“有井水处皆咏柳词”－－有珞珈学子处，皆有刘道玉话题。11月5日

晚，应武大某学生社团邀请，刘道玉时隔十七年后首次重登武大讲台，就他的新作《一个

大学校长的自白》发表演讲。刘道玉卸职时仅有3－4岁的大学生们竟然为之沸腾了，许

多学生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他们掌声雷动－－为这位传奇的校长，为这位最有个性的校长

，为这位永远站在学生一边的校长。以下是选摘自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中被免职

部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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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月25日至31日，国家教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直属院校工作会议，部署了新

的一年工作的安排。回校后，我向中层以上的干部传达了会议的精神，要求各院系、各部

处在放寒假以前，提出本单位新学期的工作计划，重点是转变教育观念，制定加大教学改

革力度的措施。与此同时，我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先后到法学院、经济学院、图书情报学

院、管理学院、中文系、化学系进行调查研究，直到2月9日上午，我还在物理系召开教师

座谈会。我的打算是，在调研的基础上，利用寒假的时间，制订《武汉大学第二个十年教

育改革纲要》，以便从寒假以后的新学期开始，掀起武汉大学教育改革的第二次高潮。

可是搅说诙欤?月10日），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是日上午，国家教委驻汉

工作组组长张文松通知我到东湖宾馆谈话，宣布免除我的党委副书记、校长的职务。当天

晚上，工作组在东湖宾馆召开武汉大学校级干部会议，宣读了国家教委免除我职务的传真

文件。

时值春节前夕，消息传出，全校哗然，业内震惊。校内外为我请愿的信函纷纷寄到

北京，质问这是为什么？虽然这些于事无补，但是为我鸣不平的深情，却使我得到了极大

的慰藉。正如一位教授对我所说：“道玉同志，你被免职是因为你的观念超前了，改革的

步伐太大了，致使那些‘九斤老太们’不能容你。”我心想，是呀，我32岁任副教务长，

39岁任党委副书记，45岁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48岁任大学校长，54岁被免职

。所以，有人说，我是个超前的人，不仅教育观念超前，而且任职和离退也都超前了。

过去，有不少人曾不解地向我提过相同的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辞去教育部的任

职和拒绝出任武汉市的市长？要不然，你现在也能当上一个什么大官了，至少地位、物质

生活条件要比你现在强多了。”在某些人看来，这的确是不可思议的，有些人为了往上爬

，削尖脑袋投机钻营，到处跑官、要官，甚至不惜用重金去买官。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

可理解的，人各有志，人各有求嘛。尽管人性中有一种迷恋权势的倾向，但我却重义轻利

，重术轻权。我国自古就流传着：“文人不做官，做官的非文人。”我相信这一点，我崇

尚自由，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不愿任人摆布，想说自己想说的话，不愿鹦鹉学舌。在一

些高官看来，他们是主，群众是民，他们可以搞特权、耍威风，但是他们在其上司的面前

，又是某种意义上的臣仆，我讨厌这种依附性的主仆关系。古时文人中有一句俗话：“不

做官，不受管。”我很欣赏这句话，所以就不愿做官。

当然，我先后多次婉拒了堪为要职的安排，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放弃，可能使我

失去了本可以得到的某些东西，但是我并不后悔。其实，在我的一生中，还有过很多的放

弃，如放弃了在前苏联学习研究的优越条件，放弃了获得副博士学位的机会……对此，有

人就说：“刘道玉太傻，不该去响应什么‘反修’的号召，如果像其他人那样‘两耳不闻

窗外事、一心专门作研究’，他肯定会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副博士学位，凭着他的聪明才智

和勤奋精神，或许也评上了中科院的院士，也会名利双收。”但是，我认为人生是一个大

舞台，我们每个人都要在其中扮演某一个角色，有的是自己选择的，也有的是阴差阳错促

成的。我认为，在人生的舞台上，不管你担任何种角色，只要你尽心尽力，光明磊落地做

人，那么你就问心无愧。因此，我对自己的人生选择，无论是追求也好或是放弃也好，我

都无怨无悔。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对马克思作了这样的评价：“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

，但未必有一个私敌。”我很欣赏这一句话，也很敬仰这位学识渊博的学术大师的做人行

事的典范。

我信奉孟子的“性本善”的观点，在教育实践中也一贯倡导博爱精神。因此，对于

我来说，不存在“有过许多敌人”，更不可能“有一个私敌”。但是，我崇尚教育改革，

身体力行地实践教育改革，在改革中两种观念上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于是，那些抱着极

“左”路线不放的少数几个人，对我妒忌，左右都看不顺眼，把我当作“敌人”，总是欲

除之而后快。我突然被免职以及以后所遭受的打击，就是他们这一思想的表现，是对我的

报复。其中的一个人，在他整我的目的达到以后，曾洋洋得意地对人说：“我把刘道玉整

倒了，真是痛快得很，我毫不手软，要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还是这个人，利用手中的权

力，指使一个青年教师进京告我的状，并说如果没有路费，可以到他那里去报销。本来，

这个教师是我的学生，他原在外省的一所普通大学任教，但是他工作了十多年后还没有提

升为讲师，他感到受压。于是，他写信给我，希望调回母校，报效母校。我觉得那所学校

的做法太过分了，出于保护学生的思想，我把他和他妻子（本无对口工作）一起调入了武

大。为了支持他的工作，很快解决了他的讲师职称，我还亲自为他的一本书写了序言。但

是，他并不满足，紧接着他又要求提升副教授，我未予同意。就这样，他反目成仇，并立

即投靠了那个搞“左”倾的人，充当了反刘的急先锋。

但是，这个教师恩将仇报的做法暴露以后，很快遭人不齿。他无法在学校呆下去了

，于是要求调走，再次改换门庭。不知是出于良心自责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在离校前居

然来向我告别，并征求我对他的意见。我接待了他，心平气和地对他说：“中国知识分子

十分重视道德文章，我认为你缺少的就是品德修养。尽管你做出了对不起我的事，但是作

为你的老师，我还是不忘传道之责，至于听不听由你。怎样做一个德行高尚的人呢？我赠

送给你三句话：不以胜败论英雄，不以好恶判是非，不以得失分亲疏。”接着我解释说，

这三句话是我的信条，包含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在正常情况下，人们总是要争取胜利而避

免失败，但是对胜利与失败也必须作具体的分析，那种靠整人起家，踏着别人身子而爬到

高位的胜利，是“胜”而可耻；而那些因为说了真话而受到打击或因改革而遭受的失败，

虽败犹荣。是非是有客观标准的，并接受实践的检验，是不以人的好恶为转移的。亲与疏

也应当建立在正确的价值观念之上，不能因为得到了某人的好处就亲近他，或者反过来就

憎恨他，如果这样，那岂不是把人降为普通动物一样了吗？

类似的情况，在我的经历中还有很多很多，真是不胜枚举。有的人，受到我的培养

而成才，但他却忘恩负义；有的人受到我的器重而擢升，但他又背弃我；还有的人，因犯

错误受到我的保护而摆脱困境，但他却又写书恶毒地诽谤我。更多的人是，在你得势时，

他紧跟你，但是一旦气候变幻，他们马上变脸，或揭发批判，或划清界线，对此，一些好

心的人问我：“你对那些无情无义的人怎么看，是否后悔过？”人本来就是形形色色的，

从个人总结识别人的教训来看是应当的，但后悔却是不必要的。我的信条是：宁可人负我

，而我决不负于人。我还认为，爱是奉献，是以不求回报为前提的，如果你要求索取，那

就是把爱心当作了商品，这是对伟大爱的亵渎。因此，我对任何人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自

觉自愿的，是无怨无悔的。

1988年7月中旬，我的学生田安邀请我到通山县九宫山去避暑，正好我想利用这个机

会在那里写书，于是我同意了。说实在的，我太累了，在任副校长、校长和高教司司长的

15年间，没有过一个寒暑假，没有游览过名山大川，甚至连校工会组织教职工分批到庐山

夏游，我也未能享受。被免职以后，我真正品尝到苏东坡被贬谪黄州时所发出的“无官一

身轻”感叹的滋味！

一天，我携带一箱图书和文献资料只身上山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到避暑胜地过暑

假，一切费用完全自理。那时，旅游条件比较差，道路还是碎石路，坑洼不平，汽车颠簸

得很厉害，沿着崎岖的山路，到午后1 时才攀上海拔1500多米的九宫山的天池，在一个县

乡镇企业管理局的普通招待所住了下来。

8月5日，学校派车把高伟送到九宫山我住的招待所，她的突然出现使我惊愕不已。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问：“你怎么来了，出了什么事？”她说：“几天前，学校党办

打电话找你，说教育部要你到北京去一趟。我告诉他们你出差去了，没有写信回来，现在

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对他们说，刘道玉已经免职了，还找他干什么，没有什么好谈的。

可是，昨天他们又来电话说是李铁映要找你谈话，好像很急迫似的。所以，我们商量一下

，看去还是不去？”

我突然被免去校长已6个多月了，事前事后均没有任何领导人给我做工作，为什么现

在要找我去谈话呢？我们分析意图有二：一是对我免职的做法不民主、不公平、不公正，

因而引起了校内外的强烈的反响，以至于教育部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他们请时任中央政

治局委员的李铁映出来约我谈话，目的可能是安抚，变被动为主动。二是可能重新安排我

的工作，因为我被免职以后，教育部一再放出了风声。我们认为，我被免职与李铁映同志

无关，因此无论从组织原则抑或从礼貌上说，我还是应当去。于是，我和高伟乘火车于8月

8日到了北京。

9日上午，教育部人事司负责人安排我与教育部的主要负责人见面，当我得知其中有

实际上的一把手参加时，我提出不愿与他见面，如果他出席我就不参加，因为免我的职就

是他一手包办的，而且是借机发泄对我进行改革的不满。关系弄得很僵，一个想参加，另

一方不要他参加，相持不下。怎么办呢？最后，朱开轩副主任多次给我打电话，说明那位

负责人是诚恳的，是专程从北戴河赶回来见我的，希望我消除误会，有话当面说清就是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再坚持，还算是顾全大局的了。

谈话的场面十分尴尬，似乎谁也不想首先发言。沉静片刻之后，还是那位一把手先

开了口，他说：“道玉同志，我们之间有太多的误会。其实，我们对武大的改革一直是肯

定的，对你的工作也是肯定的……”我插话说：“不是什么误会，而是你对武大的改革成

见太深，你不是说：‘学分制在美国失败了，苏联不搞学分制也出了优秀的人才嘛！’这

怎么能说你对武大的改革是肯定的呢？你既然对我的工作是肯定的，又为什么不明不白地

免除了我的职务呢？校长可以不当，是非必须澄清。还有，1986年12月15日，我在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资助的一个学术讨论会上，作了一个《关于高等教育宏观管理的几个问题》的

学术报告。可是，会后你派人搜集我发言的录音带，其用意何在？这是极不光明正大的，

这篇发言在《高等教育学报》和《上海高等教育研究》都发表了，还用得着你去搜集吗？

这是违法行为，粗暴地践踏了学术研究政策。”

那位负责人辩解说：“我不是对着你的。听说武大有个教授在会上发言时很激动，

宁肯被开除党籍也要批评国家教委。我以为这一个教授是对我有意见，因此想找到录音带

听听，以便检查自己的工作。”

“不，绝对是冲着我来的，后来的一系列的事实均说明了这一点。我认为，在改革

中有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但决不能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打击报复持不同意见者。”

谈话当然没有结果，最后不欢而散。下午，人事司负责人陪同我们到了北戴河，住

在全国教师休假活动中心。

按照约定，8月10日上午去接受李铁映同志的会见。那是一栋两层楼的别墅，隐藏在

参天青松翠柏之中，四周是绿茵茵的草地和盛开的鲜花。教委人事司的负责人陪同我，穿

过了戒备森严的层层守卫，最后来到了接待大厅。谈话是在我与李铁映同志之间进行的，

他的秘书和人事司的负责人均没有参加。

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彼此寒暄了几句。他首先打开话题说：“这一次请你来是个人

间谈谈心，主要是想听听你对教育形势的看法，特别是希望你谈谈教育改革的建议，对国

家教委工作的意见。同时，也想就你的工作安排问题交换一下看法。”

既然已经出了题目，我就本着实话实说的态度讲了以下的意见：

首先，我介绍了武汉大学8年以来的教学改革的情况。总的说来，我们思想解放，改

革步子迈得比较大，紧紧围绕着教学制度改革这个重点，创建了6种新的教学与管理制度，

使教学质量大大的提高了，学生的素质全面提高了，毕业生深受社会特别是沿海开放城市

的欢迎。此外，还进行了科学研究体制、人事制度、后勤工作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使学校

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科研成果和学术著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收。因而，武汉大学被

誉为“高教战线上的深圳”。

其次，对全国教育改革形势也谈了我的看法。我认为，全国教育改革的步伐严重滞

后于经济改革，1985年通过的《教育体制改革决定》基本上没有落实，教育经费不仅没有

增加，而且绝对值的比例下降了。教学领域的改革根本没有列入国家教委的工作日程，以

至于旧的教育观念、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在我们学校教育中占着统治的地位。

不客气地说，教育战线在全国是最保守的，其原因就在于国家教委保守，主要负责人不放

权、不改革、不深入基层。这种情况正如维新变法先驱者梁启超所说：“变法不变本源，

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非徒无效，只增弊耳。”今天，我国的教育改革形势正

是如此，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其前景则是令人忧虑的。

再次，关于武大的所谓领导班子调整问题。我认为，这次班子调整是不民主、不公

正、不分是非的。工作组在长达21天中，不仅没有进行广泛的民主测验，而且只找了6个教

授个别谈话，置全校95%以上师生员工的意见于不顾。所谓正常换届，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

的，我的任命本无任期，如果一定要4年换届的话，那也没有到期，而且与我同时任职的一

位61岁的女副校长仍保留职位，却要免去一个励志改革、年方54岁的校长职务。对此，我

口不服心亦不服，校长我可以不当，但我要求说明原因，分清是非。

最后，关于工作安排问题。我说，既然已经免职了，我希望就不要再安排了。同时

，我国的干部仍然是终身制，只能上不能下，只能高不能低，只能官不能民，这种情况，

迟早是要废除的。我既然励志改革，那么也就决心从我做起，我愿意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再说，干领导工作就像吃大肉一样，也有吃腻的时候。我现在腻厌了，太累了，我需要

休息，尝试另一类的生活。

李铁映同志耐心地听完了我的介绍，中间基本上没有打断我的讲话。待我讲完以后

，他针对我的讲话，一一作了表态。他说：

“关于武汉大学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教育界的反映也是好的。

你富有改革精神，事业心强，工作作风踏实，密切联系群众，这些都是必须肯定的。至于

武汉大学领导班子的调整，我完全不知道情况，因此我说不清当中有什么问题。不过，既

然已经调了就要面对现实，承认现实。我希望你向前看，改革的成绩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

的，是非将来自有公论，现在就不必再提了。我觉得重要的是把你的工作安排好，继续在

改革中发挥作用，工作实践将说明一切。

至于你的工作，你自己可以选择，来北京也可以，去沿海城市也可以，到国外大使

馆当参赞也可以。不过，我希望你到北京来，最近准备成立一个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领导

小组，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工作，建议你来抓这项工作。怎么样？如果你现在定不下来，

回去考虑后再作决定也可以。”

时针已指向12点了，谈话进行了3个小时，似乎应该结束了。于是，我说：“铁映同

志工作很忙，感谢你拨冗接见。至于你谈到的工作安排建议，我还需要认真考虑再作答复

。”

“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以后有事再联系。”

实际上，这些都是客套话。我所说的“认真考虑”，只不过是礼貌性地、婉转地回

绝了他的建议；他说的“再联系”，也是客套话，以后我们彼此再也没有联系了

你可以自己去看

河南开封一监考老师将监考证落在宾馆内，结果如何？

高考对于绝大多数的考生来说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是人生当中的一大考，也是决定未来人生走向的一件大事。在高考之后，对于未来你究竟要选择什么样的大学，什么样的专业，甚至日后选择什么样的工作都会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知，所以大家对于高考都是十分的重视的。在高考这一天，所有的建筑工地都会停工；汽车在高考区域禁止鸣笛；沿途路上会出现免费出租车；学校附近会有免费得水；警察和医生为考生保驾护航等等为高考生服务的行为，就是为了让考生拥有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让孩子们能好好发挥自己的能力，走向辉煌的明天。

但是，在考试的当天总会有一些特别“倒霉”考生，比如忘带准考证，走错考场，记错时间等等，导致影响了考试。有意思的是，不仅是学生会犯上述错误，就是有的老师也会犯这种奇葩错误。在今年的6月7日高考的第一天，在河南许昌就有一位监考老师居然将自己的监考证忘在了宾馆里，大家都知道如果一位考生没有带准考证的话是不可能让他进入考场的，因为无法证明该名考生的身份；那么这一理论在监考老师身上也是完全适用的，但是不一样的是，考生没去考试最多是0分，监考老师如果没去考场就会是一场事故，会被当地教育局进行调查询问，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所以这名老师迅速向民警同志求助，民警同志讲座名监考老师带到宾馆后迅速将其带回，来回只用了十分钟，也不得不感叹“中国速度”就是厉害。

在这起事件被当地媒体所报道后，这名老师成为了一个“知名老师”，也是历史上第一个因为忘带监考证而上新闻的老师，广大网友纷纷笑道“这是当年的迷糊考生成为迷糊老师了吗？”当然玩笑归玩笑，总的来说我们还是很庆幸这位老师最后在规定的时间里找到了自己的监考证而没有耽误监考事宜，否则事情就会变得非常的麻烦。现如今高考也已经告一段落，在此也预祝各位考生考一个好成绩，考一个理想的学校，然后金榜题名吧 ！